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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禁止令执行

来源:   发布时间: 2016年11月10日

  浅谈禁止令执行

  刘明明

  论文提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附加禁止令,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禁止令在弥补管制及缓刑的执行漏洞、提高非监禁刑适用率以及有助于辅助非监禁刑与社区矫正的衔接方面可以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各地法院也积极地进行了尝试。但是相关规定并没有对禁止令的实施作出详细的规定,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执行不力、监管困难等问题。本文针对禁止令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表述,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以下正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即对犯罪分子作出禁止令。禁止令在弥补管制及缓刑的执行漏洞、提高非监禁刑适用率以及有助于辅助非监禁刑与社区矫正的衔接方面可以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禁止令以来,各地法院也积极地进行了尝试。

  一、禁止令的特点

  禁止令是指人民法院针对被判处管制或宣告缓刑的被告人的具体犯罪情况,在判决中同时附加作出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或接触特定人的监管措施。具体而言,有以下特点:

  (一)附属于管制或缓刑。

  禁止令不是一种独立刑罚,也不是执行管制、缓刑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保安处分措施,不能单独使用,只能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或缓刑的犯罪分子。

  (二)禁止令的特定性。

  禁止令的特定性主要表现在:只能针对被判处管制、缓刑的罪犯适用;禁止的事项只能是从事特定活动,禁止进入特定区域、场所,禁止接触特定人中的一项或几项内容。另外,禁止令的具体内容,以特殊预防为根据,法院在宣告禁止令时,应当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原因、犯罪性质、犯罪手段、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的一贯表现等情况,充分考虑与犯罪分子与犯罪罪行的关联程度,有针对性的决定在管制或缓刑期间所禁止的内容。

  (三)只有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能适用。

  根据刑法及有关规定,并不是所有被判处管制或缓刑的犯罪分子都要适用禁止令,只有根据犯罪情况,认为从促进犯罪分子教育矫正、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出发,确有必要作出禁止令时,才宜作出禁止令。

  (四)违反后果的特殊性。

  禁止令一经作出就具有法律强制性,对于违反禁止令规定的,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违反禁止令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二、禁止令的类型

  (一)禁止从事特定活动。

  所谓禁止从事特定活动应当是指虽不违反法律法规且不违反管制、缓刑相关规定但可能影响改造或诱发再犯罪的活动。例如对于因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罪犯,使用禁止令禁止其使用网络、对犯危险驾驶罪的罪犯,使用禁止令禁止其驾驶机动车、对于利用从事特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犯罪的罪犯,禁止其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等。

  (二)禁止进入特定区域、场所。

  禁止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指的是禁止犯罪分子进入可能影响犯罪人改造或诱发再犯罪的区域。例如对于因猥亵儿童罪被判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禁止其进入小学、幼儿园等特定区域、场所;对于某些寻衅滋事罪的犯罪人,禁止其进入夜总会、酒吧、迪厅等娱乐场所,以及举行大规模群众性活动的场所;对于未成年因网络犯罪的,禁止其进入网吧等场所。

  (三)禁止接触特定的人。

  禁止接触特定的人是指禁止被判处管制或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接触可能受到其侵害或者诱使其再次违法犯罪的人员。例如对于因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犯罪人禁止其接触正在戒毒或有吸毒史的人;对于虐待子女的犯罪分子,禁止其接近所虐待的儿童等。

  三、禁止令的作用

  (一)弥补管制及缓刑的执行漏洞。

  管制和缓刑的执行过程中,存在执行监管力量不足、执行不专业以及人口流动性太强等问题,这就增大了管理的难度,使判处非监禁刑之后的执行监管容易流于形式,甚至出现犯罪分子脱管失管的情况或犯罪分子判后打击报复被害人、证人的情况。在判处管制或缓刑并附加禁止令的情况下,犯罪分子除了需遵守刑法中管制执行期间和缓刑考验期内的一般性规定之外,还需遵守禁止令禁止的具体事项,“禁止令的内容应体现在判决中,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犯罪分子必须遵守”[1],因此能达到约束犯罪分子的行为,强化判决矫正效果力度的目的。

  (二)提高非监禁刑适用率,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缓刑和管制对于社会危险性较轻、有悔罪表现的犯罪人来说,非常适用的一种刑罚方法,一方面能节约司法资源,另一方面能有效地避免在监狱中其他较重罪犯传授犯罪意识和犯罪技巧引起的“交叉感染”。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国家没有建立监督管制执行的专门机构,使管制流于形式,导致法官很少适用管制。而且存在一些犯罪分子,他们虽然在条件上满足判处非监禁刑条件,但因为户籍限制等原因缺乏可对接的监管部门,或者某些被告人不能确定是否百分百不具备人身危险性,因此而被判处了监禁刑。对于这部分潜在的非监禁刑适用群体,借助禁止令能扩大非监禁刑的使用力度,使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在保障矫正效果的同时大大提高非监禁刑适用率,从而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有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社区矫正是认识到监狱矫正的缺陷与不足而提出,特别是上世纪后期,以安塞尔为代表的新社会防卫学派提出对罪犯试行人道和再社会化,使社区矫正思想走向成熟,并转化为各国司法实践。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一规定将社区矫正正式纳入刑法规定。社区矫正有利于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有针对性的对罪犯实施矫正,促进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对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降低刑罚执行成本、提高刑罚执行效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因为社区矫正缺乏具体的内容和制度,在一些地区流于形式。随着禁止令制度的设立,将会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

  (四)加强对犯罪分子的监管,保护被害人、证人、控告人、举报人等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四部门《规定》,可以对犯罪分子使用禁止令,禁止他们“从事特定的活动,进入特定的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这样一方面,可以加强对犯罪分子的监管,促进其教育矫正,防止重新危害社会;另一方面,《规定》第五条明确规定了禁止令保护的对象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证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控告人、批评人、举报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使用禁止令禁止犯罪分子接触上述人员,可以防止犯罪分子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有利于保护上述人员的安全,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四、我国禁止令实行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刑法实施禁止令作出了规定,这也被誉为一项重大的突破,但是关于实施的细则等规定并不完善。从各地法院的实施情况及反馈的信息来看,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存在滥用禁止令的现象。

  根据相关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服刑人员, 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况, 认为从促进犯罪分子教育矫正、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出发, 确有必要禁止”,可以同时宣告禁止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不论是否存在必要性,只要判处管制、缓刑则一律适用禁止令。如对醉酒驾驶被判处管制、缓刑的,不对犯罪分子的饮酒原因加以调查,无论该次饮酒是偶尔为之还是对酒精具有依赖性,就一律附加“禁止饮酒”。

  (二)禁止令的禁止内容没有界定标准。

  禁止令的主要类型有:“禁止从事特定活动、禁止进入特定地点、禁止接触特定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对是否违反了禁止令没有相关的标准,也难以把握。如禁止接触特定人员的接触标准是什么。与特定的人员见面是接触,那么打电话是不是接触,还有视频聊天算不算接触;禁止高消费中,到底消费多少能被认定为是“高消费”等等。对这些问题,在执行中都是把握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

  (三)禁止令执行中存在困难。

  《禁止令规定》第9条规定禁止令的执行机关是社区矫正机构,采取非监禁的方式,将犯罪分子置于社会内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在执行中,靠社区矫正机构、群众监督和犯罪分子本人的自觉性显然很难确保禁止令的执行效果。例如“禁止饮酒”,执行起来存在非常大的难度,而且难以对犯罪分子进行有效的监督,其违反禁止令时,也难以发现。又如“禁止与特定人员接触”,也是难以对犯罪分子进行有效的监管。

  (四)违反禁止令义务来源存在争议。

  根据规定,对于管制期间违反禁止令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但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内却并无对应的关于禁止令该如何处罚的具体规定。尽管随后在《禁止令规定》中明确了处罚的依据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2]。但有学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法理依据存疑。其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无对应规定的情况下,《规定》单方进行指定的法理依据存疑,除非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正,增加并明确适用条款,否则从法理上说不通。其二,即便进行修正,也依然有新的疑问,即禁止令的性质只是一种强制性约束措施,本身不是对当事人科以新的义务,不带有惩罚性质,而一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内作出这种究责规定,等于是对当事人科以新的义务。

  五、对于禁止令实行的建议

  (一)健全法律法规。

  我国的禁止令制度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禁止令规定》作出规定的。关于执行及其他方面的规定还非常的不完善,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相应法律依据、难以执行的问题。应该对禁止令的提出至执行及解除等各方面的具体内容加以立法完善。对于禁止令的内容如何告知公众、相关场所和人员对于被判处禁止令的人员是否享有执行禁止令的相关权利和是否具有报告义务、对违反这些义务者如何追责以及对社区矫正机构在违反禁止令的执行程序和执行内容时应如何追责等问题,均需要明确予以规定。从国外的立法情况来看,如《德国刑法典》第56条的规定[3]、《美国联邦法院量刑指南》第五章B部分第1节的规定,不仅对禁止令作出了明确的规律,而且赋予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创制特定禁止令种类的裁量权。[4]

  (二)严格禁止令的适用条件。

  禁止令的适用的条件是犯罪分子存在已发生的犯罪行为并且在经过综合考量后认为该犯罪分子仍存在一定的再犯罪的危险性则。为了防止滥用禁止令,真正达到令行禁止的目的,在适用前都对其适用的必要性、关联性及可实施性进行考量。同时就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严格禁止令的适用条件,一方面能确保禁止令的有效执行,防止脱管漏管;另一方面也对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衡量,防止危害社会的情况再次发生。

  (三)对犯罪分子及其近亲属释明法律规定。

  禁止令的形式多种多样,如“禁止饮酒”、“禁止进入网吧”等,这决定了在实际执行中的难度,也决定了执行关键是自我约束。为此,很多犯罪分子在被附加禁止令后,对于违反的后果不加重视,或者存在侥幸心理。刑法对违反禁止令的后果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违反禁止令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对犯罪分子及其近亲属释明违反禁止令的后果,不仅能使犯罪分子从内心产生震慑,进而自我约束,而且能使其近亲属对其进行劝诫、监督。

  (四)利用技术手段加强实时监控。

  针对禁止令执行难的问题,可以利用科技手段对犯罪分子的手机进行定位,只要其保持手机畅通,就能随时准确定位具体位置。同时,利用公安信息系统在重要街道路口以及特定场所安装的“电子眼”对犯罪分子是否进入特定场所进行监控。这两种方式对于禁止犯罪分子进入特定地点及禁止其与特定的人接触都有良好的效果。另外,借助电子档案等高科技手段,将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及禁止令禁止的事项载入信息共享系统,对于禁止犯罪分子从事特定的行业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五)做好学习宣传,增强监督力度。

  对犯罪分子附加禁止令是因为其所犯罪行与禁止令的内容有关,如不加以禁止将会产生社会危害性。禁止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和执行,不仅涉及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还需要各种社会组织甚至相关个人的配合,这无疑是“一项浩大工程”。 [5]加强法制宣传,增强社区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协调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学校甚至工会、团委、妇联等部门参与,能加大对服刑人员的监督和心理威慑力度,增强禁止令的执行效率和效果。诚如法国学者所言,“很多情况下,采取各种禁止措施的目的主要不是对当事人实行制裁,而是为了保护公众免受该个人的所做所为的侵害,避免该个人重新实行犯罪”。 [6]上述人员在发现犯罪分子有违反禁止令的情形发生时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也能防止更严重的危害发生,能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六)做好执行信息反馈工作。

  根据《禁止令规定》第9条的规定,将禁止令的执行权授予社区矫正机构的。为了令禁止令行之有效,刑庭在作出禁止令后,与社区保持紧密联系,通过集中座谈、家庭个访、联系单位等形式了解掌握缓刑、管制对象的表现,及时反馈禁止令的执行信息。及时反馈禁止令宣告后的执行信息,既增强了犯罪分子的在刑意识,对其进行监督,又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使禁止令行之有效,防止成为一纸空文。


  [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2]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一)……(二)……(三)……(四)被依法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在缓刑、保外就医等监外执行中的罪犯或者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

  [3]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9页。

  [4]吕忠梅总主编:《美国量刑指南——美国法官的刑事审判手册》,逄锦温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353页。

  [5]杨明:《管制刑罚有望被激活》,《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3月21日。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5-506页。

  [6]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5-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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