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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多元化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机制研究

来源:   发布时间: 2017年11月10日

  完善多元化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机制研究

  -浅谈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工作要点

  【内容提要】伴随着机动车数量的攀升,机动车交通事故诉讼案件的数量逐年成倍增长,该类案件也成为人民法院的主要审判业务工作之一,如何处理和化解好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特别是出现的难点和疑难问题,需要广大法官在综合认定案件事实的同时,正确理解立法本意及立法思维,以符合社会的发展和化解矛盾纠纷为最终的出发点,以现有法律为基准创新法律思维。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收入的不断提高,机动车保有量在全国范围内急剧增加,在方便人们出行的同时,随之发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也呈不断上升态势,大量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进入法院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压力,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的审理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法官在审理该类案件适用法律、法规的同时要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让事故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及时的实现及保障。笔者在基层法院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多年,愿将在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中积累的点滴经验及发现的一些难点和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勉,以期为国家立法及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处理提供一些有借鉴意义的方法及措施。

  一、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难点与疑难问题

  (一)如何认定“非医保用药不予赔付”的条款效力。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保险公司往往以“非医保用药不予赔付”的条款进行抗辩,要求扣减受害人的医疗费数额(大多要求减少10%)。在审判实践中,针对受害人的医疗费用,是否应当扣除一定比列的非医保用药费用,按照什么标准来扣?法律法规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法官只有依据有限的自由裁量权来作出评判,由此产生了扣与不扣,扣多扣少的不合理现象。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是国家没有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或有权威的解释,最高法院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中,对此也没有作出规定,从而导致法官在具体司法过程中的认识不统一和操作不规范,使得同类型案件在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手中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致,甚至在同一个法院不同的法官的手里,由于认识不一致,作出不同的裁判,有的当事人为此还上访、信访,诱发新的矛盾和纠纷。因此,统一法律适用,尽最大努力的统一司法尺度是化解纠纷,减少不稳定因素的必然选择。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的立法本意就是保护机动车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人民法官、保险监督管理部门等机动车事故相关处理部门都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保护机动车事故受害人的权益。笔者认为,对于保险公司“非医保用药不予赔付”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理由如下:

  首先,从我国法律适用的规则上看,已经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保险合同约束的是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但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事故受害人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险中进行赔偿,规定了保险公司对事故受害人的赔偿义务,第三者责任强制险是车辆所有人与保险公司双方的约定,第三者责任强制险赔付从法律的规定上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保险公司的对第三人的赔付,突破了合同法的规定,也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法律突破。既然是对第三人的直接赔付,那么就应当是依法承担,当然保险公司在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后,认为自己不应当进行赔偿,可以依据与投保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向投保人追偿。

  其次,所谓的医保用药,是国家在建立的福利性社会保险制度中,为了控制医疗保险用药的支出,而限定的用药范围,其目的是为了减轻参保人员的经济风险,具有普惠性的特点,而商业保险中,保险公司收取了较高的保险费用,就应当在保险金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否区分城镇、农村。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造成人员死亡的,必然涉及到死亡赔偿金的计算问题。依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根据赔偿权利人的身份情况分别按照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有关标准进行计算,两种不同的赔偿标准数额悬殊巨大,这个问题也是当前审判实践中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这种“同命不同价”的现象,已经引起社会的诟病,也不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笔者认为,应树立“同命同价”的社会理念,统一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理由如下:

  1、有利于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树立司法权威。在我国目前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地区差异明显的情况下,即便在同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内部,不同的法院之间裁判尺度不一致,有的法院不区分城镇、农村的区别,适用城镇居民的标准;有的法院则区分城镇、农村的区别,适用不同的计算标准。当事人选择不同地区的法院,获得的赔偿是不一样的,这样出现“同命不同价”、“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这种现象,往往会引起当事人的不理解,甚至怀疑存在枉法裁判,从而导致信访、上访频频发生。

  2、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国城乡之间人员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大批农业人口进入到城镇务工,其中一部分人“朝发夕归”,成为摩托车大军;一部分人常年在城镇工作生活,租房甚至买房居住,收入相对稳定,消费水平也和一般城镇居民基本相同。这类人员发生交通事故,在计算相关赔偿数额时,如仍按照农村户口作为依据,有失公平。

  3、我国目前正通过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等措施,逐渐缩小直至消除城乡差别。公安机关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对农村人口已落户城镇的,保证他们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着力解决他们在子女上学、公共卫生、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与户口性质挂钩。法院应对国家的发展目标作出积极的司法回应,以居住证来确定赔偿标准,尽快制定农村与城镇的同一赔偿标准,减少户籍歧视,使“同命不同价”的不合理现象成为历史。

  (三)如何处理当事人“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的问题。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前,公安机关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以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文书的形式出现的,当事人对该认定书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实施后,事故认定书则成为了一个证据,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交警部门的认定有异议的则可以依法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对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的现象时有发生。笔者认为,对于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提出异议的,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上级公安机关提出复核申请,同时又没有充足的证据推翻该认定的情况下,应当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机动车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人民法院不要轻易否定公安机关作出的事故认定书。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交警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公安机关基于交通事故这一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的发生,以一个专业部门的角度对事故作出责任认定,应该具有较高的专业性、权威性,是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重要证据之一,如果当事人没有相反的证据或者足以推翻其结论的理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应当成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然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唯一证据,公安机关对事故责任的划分并不必然等同于人民法院裁决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各种证据经质证后按照案件的事实来划分当事人具体承担的责任比例。从实践来看,因为机动车事故认定书中的当事人与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多数并不等同,公安机关认定交通事责任一般不会重点提前考虑民事赔偿的问题,而是往往着眼于对事故发生原因的分析;而民事赔偿诉讼当中,人民法院都是着眼于损失的确定和对受损害当事人的救济,多数情况下是基于对导致损失发生原因的分析而确定赔偿责任。在一些案件当中,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和导致事故损失发生的原因力是不完全相同的,与此相对应,交通事故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是有所区别的。

  二、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探讨建立预防和化解纠纷的途径

  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到人身伤残、死亡,各种利益关系交错复杂,社会关注度高度敏感,如何减少和妥善处理该类纠纷,已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稳定大局。为此,笔者结合自己的审判实践,从立法、司法、社会综合管理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保险法律法规立法,从源头上为解决纠纷提供保障

  1、扩大保险公司的保险范围,将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纳入承保范围。现在,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应用,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因为能耗低、污染少、驾驶方便等优点走进了千家万户,在方便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烦恼,因为,根据目前的规定,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不能上牌、不能购买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一旦这些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特别是造成人员伤残、死亡的交通事故,社会隐患更为严重,一方面,因为没有保险公司承保,所有的经济损失都有车主自行承担,势必给他们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造成人员伤残、死亡的交通事故,由于赔偿数额巨大,车主通常无力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得不到赔偿,导致矛盾激化,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保险公司将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纳入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承保范围,显得极为迫切和需要,一方面可以减轻车主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受害人的经济损失获得赔偿,维护社会的稳定。

  2、适当变更交强险分项赔偿数额的规定。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分为医疗费限额10 000元、伤残死亡限额110 000元,合计120 000元。从审判实践来看,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医疗服务费用随之水涨船高,交强险分项赔偿的医疗费限额10 000元显得过低,已经不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笔者建议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可提高为30 000元或者40 000元,更加切合实际。

  3、有关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要统一,不要出现相互“掐架”的现象。 比如,交强险保险条例中规定,保险公司对于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盗窃车辆驾驶情形下发生的交通事故,仅仅对被害人的抢救部分承担垫付责任。但根据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交强险实际救济的是第三方,确保伤残者得到及时救治和抚慰,应是交强险的功能和社会目的,在上述情形下,保险公司应当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承担。很明显,交通安全法、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交强险保险条例出现了冲突,笔者认为,应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二)加强审判监督与指导,统一裁判尺度,减少争议

  1、 正确理解立法精神,认真研究保险法律,综合平衡各方利益。在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保险公司和事故的被害人是很明显对立的双方,有着各自的利益追求,保险公司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想方设法减少赔偿,而伤残者或者死者家属往往认为,保险公司家大业大,应该全部赔偿,二者的矛盾不可调和,一些被害人为了获得最大程度的赔偿,甚至采取上访、信访等极端手段,给法院施加压力,在信访维稳压力大的情况下,一些法官为了息事宁人或者出于对被害人的同情,往往不由自主的偏向被害人,造成了司法裁判偏离了法律规定和原则,不可避免的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利益,引起了保险公司对法院的不满。因此,法院、法官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统一裁判尺度,公正的处理每一起交通事故案件,不能作出明显偏袒一方的裁判。当然,法院也要加强与保险公司的沟通交流,希望他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多的考虑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提高社会认同感,更加有利于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

  2、统一裁判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目前,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法官个人对法律法规的认识不一致,导致不同的法院之间、甚至同一法院不同法官之间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给人造成法院判决乱、乱判决的感觉,因此,上下级法院要研究审理该类案件的疑难问题,统一思想,提出指导性意见,加强案例指导工作,确保同案同判,避免法院判决间的冲突。笔者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的国情,最好在省级区域内能够做到裁判标准统一。

  (三)加强综合管理,各部门协调联动合作

  1、加强诉前调解,力争在源头上化解矛盾。调解是解决矛盾最好的方法,因此,法院在做好自身调解工作的同时,决不能单打独斗,事实上,光靠法院一家也做不好调解工作,法院要主动作为,积极提出建议,形成立体的、综合的调解格局。各职能部门要形成合力,建立党委领导,公安牵头,法院指导,政府支持的工作格局,形成行政调解(交警部门调解)―人民调解(财政给予人财物支持)――法院调解的多种调解模式。

  2、畅通交通事故处理的绿色通道

  (1)畅通交警部门与保险公司之间责任认定、核损程序的衔接。

  交警部门对事故的责任认定是保险公司承担赔偿保险责任的基础,责任认定的时间越长,保险公司的理赔期限就越长。 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接警后,查明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后,要保障保险公司的参与权,在被保险人或受害人履行出险通知义务后,保险公司应在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参与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勘验,对事故责任、事故损失进行初步核查。对保险公司的参与权交警部门应予尊重,各自按不同的职能性质行使不同的权利义务。

  保险公司核查损失时主动接受交警部门的调解,轻微案件可以告知客户索赔所需的资料,通过交警调解解决纠纷;对对于比较重大的案件,可以通知单位专业的查勘定损员进行查勘,核实受伤者姓名、伤势程度及是否属于保险责任,配合交警调解,垫付保险赔偿金,保险公司核赔人员可以参照实务标准与被保险人、受害人协商,协商不成,请交警部门及时出具调解终结书,通过人民法院诉讼途径解决合同争议。

  (2)畅通保险公司与医疗部门的救治行为的衔接

  审判实践中,保险公司往往对受害人的医疗费提出异议,认为存在不合理治疗、过度治疗、非医保用药等情况;另一方面,被害人也觉得很冤枉,因为在医院治疗,用什么药、如何治疗,被害人并没有主动选择权,完全是医院的单方行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在目前的机制下,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需要治疗的,用什么药、如何治疗、何时治疗终结,保险公司不能介入、不能预先掌控,对医疗救治费用不能及时提出异议,与立法要求保险公司预先垫付受害人医疗抢救费用的规定,存在权利义务的失衡。不可否认的是,在车辆有保险的情况下,医院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多开药、用好药成为一种惯例,由此造成不必要的医疗费用支出。保险公司与受害人事后为医疗费用发生纠纷,对受害人、投保人、保险人均是一种负担甚至造成诉累。对此,为减少争议,保证受害人得到及时治疗,保证保险公司的合法利益,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保险公司介入医院治疗的工作机制,保险公司通过引进医药、卫生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全程参与医院对受害人的治疗过程,对医疗费用的合理性及诊疗措施的必要性进行审核。

  (3)畅通人民法院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业务沟通交流渠道

  从审判实践来看,近年来交通事故涉保险公司的诉讼案件居高不下,保险公司内部应成立专门机构聘请专门的人员如律师等负责诉讼事宜,以便积极应诉,充分行使诉权。保险公司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求判决不求调解的做法,赋予出庭人员必要的调解权限,使纠纷得以调解解决。保险公司内部要理顺好上下级的关系,畅通理赔渠道,要改变市、县公司理赔由省级公司定夺的内部规定。出险的保险公司要享有自主权,就能够发挥其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促使双方对纠纷的协商解决。

  (作者王兴华,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法庭 庭长 手机187063328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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